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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责任规划师”在北京胡同村庄都做啥?

发布时间:2019-07-04来源:新京报作者:张璐

在东城,胡同大院胡乱堆放的杂物消失了,为棋桌、无障碍扶手“腾地儿”;在海淀,学生的“客厅”画作绘上了大白墙,给高冷的“学府”气质增添生活气息;在通州肖庄村,停车场和绿地写进规划导则,弥补了配套设施的短板……为环境改变带来思路的,是日渐走入我们生活的责任规划师。

“责任规划师”在北京胡同村庄都做啥

记者 张璐

 

        在东城,胡同大院胡乱堆放的杂物消失了,为棋桌、无障碍扶手“腾地儿”;在海淀,学生的“客厅”画作绘上了大白墙,给高冷的“学府”气质增添生活气息;在通州肖庄村,停车场和绿地写进规划导则,弥补了配套设施的短板……为环境改变带来思路的,是日渐走入我们生活的责任规划师。

        今年5月,《北京市责任规划师制度实施办法(试行)》发布,北京市全面推行责任规划师制度。大量规划师来到社区和乡村,倾听居民心声,组织居民参与,让规划更“接地气”。从环境整治到街区更新,“新职业”的背后,是北京城市治理精细化、专业化的提升。

        在这一过程中,如何将工科思维转变为人文思维,如何应对审美差异,如何捋顺权责,如何让新制度走得更稳,仍需要规划师不断思考与探索。

 

        门前空地变“微花园”成街拍胜地

 

        史家胡同宗阿姨没想到,自己家门口一块空地变身小而美的“微花园”后,成了街坊邻居的街拍胜地。

        “不愧是北规院和中央美院的年轻人,审美确实不一般。我家门口那几块破砖碎瓦,被他们垒成了带镂空装饰的花坛。”宗阿姨说,她每天用养鱼水和淘米水浇花,为了悉心打理花园,她连旅游都顾不上去了。

        “微花园”项目出自朝阳门街道责任规划师之手,他们利用“旧物”,见缝插针对社区进行微改造。精致的木格栅花架、攀援而上的绿爬藤和清新的花朵,为胡同市井增添了生活情趣。

        责任规划师,是由区政府通过公开招聘、社会招募、定向委托等方式选聘的独立第三方人员,为责任范围内的规划、建设、管理提供专业指导和技术服务。他们大多来自规划设计院和高校,包括建筑、市政、交通、景观等专业工程技术人员。

        2017年,“责任规划师”率先在东城试点,中规院、清华同衡、北京工业大学等12家知名设计院和大学,参与街巷设计和实施。在街区更新过程中,两年多来,规划师、设计师们的“美学”逐步渗透百姓生活。

        今年“六一”前夕,年轻的责任规划师带着史家小学的“小规划师”钻进胡同做mapping,让小学生通过“儿童视角”观察社区、发现社区、捕捉社区的气味儿。

        流浪猫狗没有窝,孩子放学后没地方玩儿……发现了社区的缺失后,孩子们用黏土、彩纸搭建了“理想社区”模型,“搬”到了史家胡同博物馆。在这些充满梦幻童真的社区中,小动物有了家,孩子也有了蹦床等游乐设施,垃圾箱装上了空气净化器……

        作为责任规划师,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(北规院)的高级工程师赵幸说,生活条件变好了,但胡同中儿童活动的空间反而局促了。“为了让小朋友参与到规划中,我们开设了小小规划师工作坊,教小学生什么是社区,带他们去胡同绘制地图,让他们亲手搭建理想的社区模型进行展览。其中靠谱的想法,将通过后续微空间整治项目落地。”

 

        听取居民意见 治理“大城市病”

 

        去年,海淀等区开始试点责任规划师制度。与东、西城区规划重点不同,位于中心城的海淀区、朝阳区、丰台区、石景山区的街区更新工作更多围绕治理“大城市病”开展。

        在海淀学院路街道,二里庄斜街的大白墙悄然“换装”,绘上了客厅、卧室、餐厅等生活场景。

        改变得益于前期扎实的调研。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更新所所长刘巍说,学院路街道有6所大学、11个科研院所,人群学历高,街道气质从其名字“学院”中可见一斑。“以前知道学院路‘学府气息’浓,但没想到这里500个老人中就有一个院士。”

        规划师们在“暴走”调研和问卷调查后了解到,居民们普遍觉得,这里学府气息够浓了,他们需要生活气息。

        二里庄斜街曾是开墙打洞的重灾区,经过“背街小巷”整治后,沿街门脸被关掉了,但墙壁却刷成了单调的白色。这里是石油附小学生的必经之路,一些顽皮的学生在大白墙上留下了脚印。北林一位学生想了个脑洞大开的方案——把客厅、卧室、餐厅等大家熟悉的生活场景画在外墙面上,并在墙下设立扶手和靠背,供等候的家长休息。

        规划师们觉得方案挺有创意,邀请居民来提提意见,没想到居民们你一言我一语,提了一大堆意见。本来以为方案可能要“凉”,却在最后投票环节出现“反转”——墙绘方案最受居民欢迎。“我们这才明白,正是因为居民喜欢这个点子,才愿意参与讨论完善它。”

        今年3月,规划团队邀请石油附小的学生对画作进行再创造,希望借此唤起孩子对公共设施的保护意识。4月,画风亲切、内容温馨的《客厅》跃然于墙面,这里成了居民们最喜爱的活动场地。

        朝阳区则于4月首次面向社会公开招募责任规划师。经过相互介绍环节的“面谈”,再花约两个月时间相互熟悉,612日,“结对”成功的街区负责人和规划师“携手”走上朝阳规划艺术馆的红毯,颇具仪式感地宣告双方开启合作。

        对于即将和规划师开展的合作,朝阳区东湖街道城市管理办公室副主任李士博表示期待,“街道正在推进国际人才社区建设,希望规划师提一些方向性的建议。另外,我们对一些设计规范掌握还不是太全面,比如是否在路边设置休闲座椅、调整道路宽度等,需要规划师帮我们把关。”

 

        推动公众参与 聊出规划线索

 

        随着责任规划师的试点探索不断深入,“开门编规划”的理念也逐渐深入人心。新修订的《北京市城乡规划条例》提出,本市推行责任规划师制度,指导规划实施,推进公众参与。

        为了鼓励更多公众参与,规划师通过口述史、设计节、公众号等形式互动,凝结居民和辖区单位的声音和智慧。“规划”也不再是一些听不懂的专业术语,而是经规划师“翻译加工”图文并茂的PPT、乡亲邻里的工作坊和赏心悦目的展览。

        在东城区朝阳门街道,史家胡同博物馆成了规划师收集“素材”的好地方。这里承载了文化展示、社区议事、居民会客功能,通过和居民聊天,规划师将碎片的历史拼起来,从中得到启发。

        “居民回忆过去的生活,总能讲出好多故事。比如东四大街上当年有家时髦的春风理发馆,很多阿姨人生第一次烫头就是在这里。”赵幸说,责任规划师建立了口述史工作坊,寻找有故事的居民,并找专业老师教他们如何做口述史,最后形成了街区口述史成果集。

        “下一次开展胡同设计更新时,到底应该恢复什么样的面貌?居民对哪些空间有文化认同和记忆点?居民们的口述史,将为我们还原胡同风貌提供最好的帮助。”

        海淀区学院路街道联合责任规划师和北京林业大学共同打造“城事设计节”,让艺术设计、风景园林等专业的学生把课程设计和城市问题结合起来,提出解决方案。刘巍说,学生设计的60份作品方案中,已有3组在社区落了地。

        “最初只想请在北京林业大学任教的好友带着学生来帮忙,没想到社会反响很热烈,志愿者为学院路画了手绘地图,包括‘宇宙中心’五道口的美食、林大美丽的银杏大道……”她说,今年学院路第二届城事设计节,更多高校和驻地企业表现出浓厚兴趣,北京语言大学、北京科技大学和知乎、三联书店都加入进来,为街区更新助力。

        北工大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廖含文曾多年参与周边村庄规划,在他看来,城区居民比较愿意发表看法,并积极和规划师共同推进项目,但村庄情况有所不同。“有些村庄空心化严重,白天找村民调研,成年人到城里上班去了,老人和小孩也说不清楚。往往座谈会开了半天,没有得出明确的意见。”

        为了让外出务工的年轻人参与进来,在房山区南窖,规划师开通公众号,将规划图发表在上面。“开始有声音质疑我们在作秀,后来看到村民意见确实纳入了第二版规划导则中,大家的评论量和留言量猛增。”

 

        平衡诉求 工科生展示人文素养

 

        在摸索中前行,责任规划师也遇到过挑战和难题。

        以往城市建设发展阶段,城市规划师在空地上进行设计,只需和政府、开发商打交道。但目前北京进入了减量提质的阶段,规划师需要在有人居住的建成区做更新。这就意味着,规划师要和不同的利益相关方打交道,平衡各方诉求,还要面对复杂的历史遗留问题。

        赵幸从2014年就扎根东城区朝阳门街道开展规划,可谓责任规划师的“先锋”。“第一个吃螃蟹”的她和团队遇到过不少麻烦。她记得在“大杂院公共空间提升”项目中,有些院子因违建等历史遗留问题,居民“积怨”很深,迟迟达不成一致意见。有一位居民甚至希望借改造之机,更改垂花门朝向,以免正对着他家违建的窗子,影响风水。居民们吵翻了天,赵幸和规划师没有回避矛盾,她们挑了最有挑战的一位居民,打出情感牌。

        “这位老大爷平时不怎么说话,但细心的设计师发现他很渴望交流。我们没事儿就去和他聊天,最终他率先被说动,拆了家门口违建,让我们建起了小花园。”大院居民在花园种月季、栽葫芦,绿意盎然的植物“融化”了冰冻的邻里关系,见面打招呼的北京“老礼儿”也在大杂院里重现。

        “在街道做规划涉及很多社会关系,海淀区学院路的规划师团队专业背景多元化,不仅包括建筑、设计专业,也包含社会学、历史学、哲学等专业的人员。”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更新所所长刘巍说。

        廖含文说,在村庄,村民有一些长期积累下来的琐碎问题,一看到规划师,觉得是政府派来的人员,马上投诉邻居占地等家长里短的事儿。“规划师无权仲裁,但我们来调研,为了和村民打成一片,也不能一言不发,只能随机应变,从专业角度给村民做解释、梳理和安抚。现在调研中,往往有很多高校学生参与,孩子们不太会这些(沟通技巧)。这也是给我们带来思考,未来规划教学中,也要有一些基层交流的课程。”

        沟通语言也是一个问题。以往的“自上而下模式”,是规划师们用专业词汇向领导做汇报。“到了基层,尤其是和偏远地区村民交流,这套语言体系行不通,这些内容他们听不懂也不愿意听,得转化成通俗语言。”廖含文举例说,在房山区做规划时,遇到口音和用词问题,规划师会先和乡村干部交流,让干部消化后转换成村民能理解的说法。

 

        培训、黑科技助规划师“解困”

 

        如何帮助责任规划师应对挑战?北规院云平台创新中心秘书长、北京城市象限有限公司CEO茅明睿认为,培训必不可少。

        茅明睿说,中国的规划教育以建筑学和工程思维为导向。很多规划师过去在空地上画功能、定规模。但对“存量建筑”而言,规划师画图的技能未必派上用场。“规划师进入街区和村庄,面临的是社会问题。如何提升居民的幸福感,规划师要把工科思维变成人文社科思维。现在,很多年轻的规划师用业余时间学习社会学知识、参加培训。”

        赵幸说,针对责任规划师的市级培训尚未开始,但海淀、朝阳等区已经开始对规划师进行培训。“我们做了5年,也有一些经验可以通过培训、沙龙分享给大家,包括和居民的沟通方式、经典案例等。”

        一些“黑科技”也派上用场,协助规划师量化肉眼无法评价的指标。在朝阳区,责任规划师被赋予两件“利器”——大数据和工具箱。

        “按照市规划自然资源委朝阳分局的委托,我们基于人居环境监测大数据,正逐步为49个责任街区的规划师分别提供街区‘体检报告’。”

        茅明睿是第三方机构负责人,他介绍,在100页的报告中,街区人口特征、公共服务分布、景观和风貌是否协调、年轻人是否有创新和活力、商业设施的口碑如何、街道评分在全区的相对排名等指标,通通包含其中,指导规划师后续的城市更新工作。“2019年底,我们还会对这些指标再评估,看看规划师半年来为街区带来的变化。”

        为规划师提供的“工具箱”包括人文观测工具、传感器数据管理平台、社区规划快速入门知识库等。“举例来说,公厕的臭味大家闻得到,但没办法量化。走访时带上传感器,规划师将公厕的氨气、个别场所的挥发物、温度、湿度、噪音等小环境数据采集回来,作为规划的依据。”

 

        权责需捋顺 希望宽裕规划时间

 

        从街巷长到小巷管家,再到责任规划师,“新职业”的背后,折射的是北京城市管理精细化、专业化的提升。

        在多个区试点两年以后,责任规划师正以制度形式加以固定和落实。

        今年,北京市委、市政府下发的第一号文件《北京市关于加强城市精细化管理工作的意见》明确,在街区更新提升、美丽乡村建设中落实责任规划师、设计师制度和专家团审核制度,提高设计水平。“在背街小巷提升的过程中,每条街巷胡同都要有责任规划师和设计师参与其中。”市城市管理委副巡视员谢国民说。

        但作为“新事物”的责任规划师仍有很不少问题待解。

        赵幸说,目前各区对责任规划师的“工作量”要求不同。有的区要求一名规划师全职坐班,有的区要求规划师每周必须来街道几天。“有的街道可能怕花了钱规划师不干活,规划师则担心街道花了钱把各种活儿都抛给你。”对于这种难以量化的工作量和工作效果,还需要双方多多磨合、取得信任。

        审美差异则是乡村规划中需要面对的问题。廖含文对此感受颇深,“从规划和美学角度,我们希望各村既统一和谐,又不能千篇一律。比如墙壁刷色,我们拿着色卡让村民挑选,有的村民喜欢过于热闹花哨的颜色,当地政府又倾向色彩统一,往往导致一个镇多个村色调同质化,没有特色。”针对审美差异,规划师会播放国外案例的PPT,展示一些漂亮且自然化的设计,“村民看到后会意识到,自己的色彩搭配有点混乱。”

        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,有郊区村民不满意高校规划师的雕塑设计,合作因此搁置。“会报名当乡村规划师的人一定有情怀,抱着一腔热情支援地方建设,应该鼓励。”赵幸认为,责任规划师制度有培育期,刚开始时,大家不妨宽容一些,给规划师试错机会。

        谈及需要解决的问题,赵幸坦言,目前责任规划师的权责并非完全对等,责任规划师机制还需捋顺。“现在规划师承担的责任较多,有的区明确,如果某个项目效果有问题,规划师需要承担责任。但事实上,规划师只能提专家意见,并没有一票否决权。项目最终实施的效果存在很多因素,比如项目既定工期紧、施工单位专业技术水平不到位等。”

        廖含文还希望规划时间能更充裕。他说,目前很多项目时间节点卡得太死,比如要求两周内完成调研,一个月拿出方案。但如果不能充分交流,就不能得出以问题为导向的理想结果。“我们希望政府给规划师更宽裕的时间,进行科学化定制。让规划脚步更从容一些,让慢规划、慢设计实现长久可持续的发展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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