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疫情“压测”下的中国智慧城市:尚处在初级阶段

发布时间:2020-05-22来源:中国新闻周刊作者:

疫情暴露出中国智慧城市建设尚处在初期阶段

疫情“压测”下的中国智慧城市:尚处在初级阶段


2019年8月29日,新疆乌鲁木齐的电力运检人员检查维护5G共享铁塔室外天线。图/视觉中国


本刊记者/霍思伊 胥大伟

发于2020.4.27总第945期《中国新闻周刊》


        进入4月,在复工和全球疫情数字之外,数字基建再次被热炒。4月17日,工信部专门召开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推进专家研讨会,提出要加快5G建设进度,探索数字基建在智慧城市领域的应用。近期中央层面的一系列举动,释放出一个信号: 疫情让人们更加意识到,大数据的潜力巨大。

        深圳市智慧城市大数据研究院院长陈东平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直言,智慧城市在防疫的反应上“慢了半拍”。

        2月10日,距武汉“封城”已经过去了18天,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,民政部基层政权建设和社区治理司司长陈越良还在呼吁:“能不能开发一个服务社区抗疫的软件?”

        这类软件技术上没有任何难度,但在抗疫早期,社区人员只能手工填表。大数据防疫的核心在于精准防疫,也就是对人群实现差异化对待,但纵观整个中国早期的抗疫模式,仍然是传统的“一刀切”。

        技术出身的阿里巴巴副总裁刘松,更喜欢用“一次压测”来形容疫情对城市智慧能力的考验。他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指出,这是一次被动的大规模社会实验,从目前的结果来看,各地之间差异较大,长三角和珠三角是领跑者。

         形式上的数据共享

        自疫情暴发以来,住在“震中”的中国科学院院士、中国工程院院士、测量与遥感学家李德仁,一直在观察武汉的应对。他指出,武汉之所以“封城”,很大原因在于无症状病毒携带者难以防控。

        目前手机记录位置和轨迹主要依靠基站定位,这就意味着,在城市中只能精确到100米,在乡村可能精确范围在300~500米。而这些数据又掌握在三大运营商手中,病人及携带者的数据在卫健委及各个医院手里,数据是保密的,开放权在公安部门,数据没有直接连通和开放的渠道。

         类似情况出现在很多场景中,有些数据在卫健委、医院,有些数据在公安、人社等部门,有些数据在手机供应商手里,散在各个部门的数据如果不能集成在一起,要想做好利用时空信息的防控非常困难。

        一位长三角某市的大数据局负责人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,之所以到2月中旬各地才陆续推出健康码,并非是地方政府反应迟缓,而是最开始三大运营商不给地方提供人员的移动轨迹数据,后来通过工信部的协调,才对地方政府开放部分权限。

        在珠三角某一线城市,当地的一位政府人士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透露,通过省通信管理局的协调后,市级层面获得了部分轨迹数据,但考虑到数据隐私等多种原因,这部分数据最终没有下放到区里。

        这位工作人员指出,在手机信令这类防疫关键数据上,如果一开始就能全国一盘棋,基层工作会好做很多,对哪些人来自湖北会很清楚。

        近期,严防境外输入成为北京、上海、广州等大城市的防疫重点。但上海市经信委信息化推进处处长裘薇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,海关的数据是在国家层面,没有接口给地方政府,各旅客信息也是由航空公司自己掌握。现阶段,仍然只能采用人工核验的方式,对入境人员信息进行归集。

        信息共享的方式也很落后,比如从机场到政府部门,再到各街道,入境信息在不同的微信群之间传来传去,一方面效率低下,另一方面,这种粗陋的共享方式也增大了数据安全风险。

        事实上,这次疫情暴露出的一个最明显问题是,地方和中央之间的数据共享,还远没有打通。

        此前,在数据共享方面,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文件。比如,2017年5月国务院发布的《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共享实施方案》明确提出,除了涉密数据其他都要拿出来共享。之后,一些在智慧城市建设上表现积极的地方政府,纷纷主动开启“数据归集共享”会战。

        但当地方向中央要数据时,上述文件虽然提供了政策上的依据,但只能“一事一申请”。这种模式的缺点是效率过低,没有形成系统化的共享机制。

        裘薇指出,比如,以学历认证服务为例,教育部只对地方政府开放两个用户名,每天通过平台能进行的学历查询,以个位数计。在她看来,这只是形式上的共享,共享的方式、流程和效率都非常低。

         “如果国家层面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,比如哪些数据在什么情况下可以授权给哪个部门,一旦数据共享出去,造成信息泄露,最后算谁的责任,各部门都有自己的顾虑。”她说。

        但问题是,现在没有一个中央的部门牵头去做,在信息化建设方面,国家已经近十年没有一个权力集中的主管部门,职能分散在发改委、工信部等部委。

         中央如此,地方亦如此。多位一线城市大数据局的负责人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:“数字政府和信息化建设这一块,到底谁来管,一直搞不清楚。”

         “城市大脑”不只是一个大屏

        虽然中央和地方之间的数据共享还存在障碍,但在智慧城市发展较为靠前的浙江、广东、上海等地,省、市内不同部门之间的数据基本已经横向打通。

         为什么浙江可以在几天内就推出健康码并全省推广?参与健康码研发的阿里巴巴副总裁刘松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,因为去年,浙江已经建成了全省统一的大数据平台,省内横跨二十几个委办、厅局的数据完全打通。

        在深圳,一套完整的数据共享机制也已经建立。市级政府74个部门以及11个区级政府内的所有数据都已经被全部打通。每年,政府还会对数据共享进行考核,纳入绩效评估体系。截至目前,每天在深圳大数据平台上共享的信息已经接近1800万条。

        在阿里巴巴副总裁刘松看来,疫情提供给人们的反思是,在智慧城市的建设中,城市数据平台的完整性和全面性至关重要,数据需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汇集、打通和开放。另一方面,端的触达也非常重要,也就是说,大数据管控需要有一个前提——可以触达到人。

        当每个人的手机上都安装了支付宝和微信后,通过将健康码等防疫平台与这两个端口打通,就可以实现最大范围内对人的触达。

        刘松将疫情中智慧城市的表现拆分为“1+2”,也就是一云两端:一个大数据平台+市民端和公务员端的触达。除了市民移动端的普及,在他看来,公务员端的触达,是浙江此次能够在疫情应对中步步靠前的另一个原因,其背后的本质,是互联网思维已经贯穿到了政府的日常运行中。

        他指出,疫情之前,基于阿里巴巴钉钉智能移动办公系统打造的“浙政钉”已经在浙江上线,覆盖省政府、省属委办厅局机关和全省11个地市、90个区县的公职人员,在90%以上的公务员中实现了“掌上办公”。

        疫情暴发之初,传染病直报系统的失灵备受各方关注。但深圳市智慧城市大数据研究院院长陈东平提出了另一个问题:为什么全国的舆情系统对疫情也没有反应?

        陈东平强调,这说明,政府领导或政府运行中,对这类可能引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敏感数据,丧失了警惕性。

        他指出,中国智慧城市的建设。最大的问题在于,系统和机制都已经建成,但不发挥作用。因为在政府的行为逻辑、思维方式和决策程序中,还缺乏大数据思维,不会优先想到利用智慧体系去指导决策。

        何谓智慧城市?在陈东平看来,智慧体系要真正和城市的运行逻辑结合起来,不能仅仅变成一个令人目眩的高科技展示平台,或者只是在某一个领域实现局部的小智慧。事实上,此前各地热炒的“城市大脑”,在疫情中也受到考验,结果并不尽如人意。

         从2016年阿里巴巴开启“城市大脑”概念后,截至2019年底,阿里巴巴已经在全球范围内的11个城市进行布局。2018年开始,华为、百度、京东、腾讯等巨头也相继入局。

        据阿里巴巴官网介绍,“城市大脑”的功能是利用实时全量的城市数据资源全局优化城市公共资源,即时修正城市运行缺陷,实现城市治理模式、服务模式和产业发展的三重突破。

        但深圳市龙岗区大数据中心主任乐文忠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指出,全国各地的“城市大脑”,目前只是做到了数据可视化,距离真正成为城市的“大脑”,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

        他表示,理想状态下,“城市大脑”应该成为三个中心,一是城市的指挥中心,涉及城市治理和城市管理。二是公共服务中心,当所有办事大厅的线下业务数据都上传到这个城市的“中枢”后,可以直接在一块屏上看到所有的政府服务对象和服务流程,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优化。最后,就是决策中心。

        陈东平认为,城市治理体系的现代化,除了技术的现代化,更关键的是人的现代化。在新型的数字化时代,防疫应该要充分利用数据排查、精准使用三维地图进行指挥,但一些领导的思维还停留在工业化时代中的“人海战术”。

        智慧城市的演进路径

        裘薇发现,目前政府各部门对智慧城市的理解还局限于信息化,认为只要建一个信息化系统就可以解决问题,但对要搜集什么数据来解决什么问题,缺乏清晰的认知。在她看来,很多线下没有解决的问题,不是简单地挪到线上就行。“这只是政务电子化,不是智慧城市。”裘薇说。

        这种观念上的滞后,和智慧城市在中国语境下特定的演进路线有关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,地方政府对智慧城市的理解都限于“信息化”,将它与“数字政府”、电子政务等概念混同。事实上,在第一代智慧城市的建设中,的确是信息化的逻辑。

        刘松指出,十年前,中国第一代智慧城市采用的还是信息化系统,开发出的智慧医疗、智慧交通等应用系统是建立在传统的IBM小型机和Oracle数据库之上。这种传统模式下,各系统垂直孤立,没有打通。

        近两三年来,云计算、5G和AI成为技术上的风口,智慧城市建设进入2.0,新型智慧城市概念进入人们的视野,它的重要特性是人工智能、5G、物联网以及大数据、云计算的应用。

        刘松指出,现在有了端和大数据平台,再借助阿里的技术,上线一个防疫应用,最快只要十几个小时,最慢也在48~72小时之间。这和10年前开发一个单一功能的智慧城市应用,比如智慧交通或智慧城管,根本不可同日而语。 

        但中国工程院院士、深圳大学智慧城市研究院院长郭仁忠发现,在很多城市的智慧城市行动计划中,涉及很多智慧工程,但这些智慧工程在十分先进的建设理念下,却采取十分传统的工作模式,比如由这个部门负责这个系统、那个部门负责那个系统,但智慧城市的建设绝不是若干信息系统的集合。

        这暴露出的一个重大问题是,中国的智慧城市建设,在城市层面缺乏一个可持续的顶层设计和规划,仍然是各自为政。而在疫情中,这个短板更加凸显。  

        此外,疫情还反映出,现有智慧城市架构对于精细化应急管理支撑不足。早期,人员在城市内的流动轨迹大部分是通过调取监控或者确诊患者回忆,及时、精准排查疑似患者接触人群还存在较大难度。

        精细化管理要求更加精细化的数据,刘松指出,数据要“微粒”到每个小区、每辆网约车和每个人身上。

        在他看来,数据既要横向打通,也要“下沉”到微观的物理世界。他指出,对“城市大脑”而言,数据的“下沉”是它能否真正实现智能化的基础。

        一方面,疫情让我们警惕智慧城市建设不要“光买硬件”;另一方面也要意识到,要补齐的“软件”短板,也离不开数字基础设施。

        2月下旬以来,中央开始密集发声,释放出明确的信号。2月21日,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,要推动5G网络、工业互联网等加快发展。3月4日,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,再次指出要加快5G网络、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。

        在此背景下,“新基建”概念再次被热炒,5G、云计算等板块相继涨停。中央的用意很明显,让“新基建”成为撬动疫情影响下的中国宏观经济的头一个支点。

        恒大研究院任泽平认为,“新基建”的关键在于“新”。而智慧城市是“新基建”中“新”的代表之一。同时,智慧城市也是5G、人工智能等技术落地应用最大的场景,将在未来带动数万亿投资。

        国际数据公司IDC预测,到2023年,1/3的智慧城市场景将被5G影响,70%的一二线城市将使用5G技术。因此,2020年对智慧城市来说将是一个非常大的窗口期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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